善良·善举·自由意志
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人们越来越关注“善良”、“善举”问题。因为“善良”、“善举”是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、价值何在的终极问题。讨论“善良”何以可能的问题，也就实际预设了“非善”的存在，正如讨论美之为美，也就预设了丑之为丑一样。这也就是任何问题的辩证性、相反相成性。而恰恰正是这种辩证性、相反相成性的问题是最难辩明、最有现实意义的。

关于人性是善、是恶、亦或亦善亦恶、无所谓善恶，东西方都争论了几千年，所得出的结论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如此之大，以至它们常是互相矛盾的。所以，就连恩格斯也承认，人类“在这里所播种的最后的、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。”“善良”并不就是人的先在的实体品质，人只是在道德实践中逐步趋善的。即是说，“善良”是生成的，而非预成的，它只是人为表演的结果。“人为表演”，即荀子“人之性恶明矣，其善者伪也”之“伪”的真义。由是观之，“善良”是不能固守的。恰恰相反，问题在于如何认识“非善”。“非善”并非就是恶，只是具有趋恶或向善的可能性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一定要克服简单的二值逻辑推理：非善即恶，非美即丑。其实，在善与恶、美与丑之间包蕴着巨大的主体行为的价值评判。“向善”、“趋善”与“向恶”、“趋恶”之间的可能性是具有巨大的人性张力的。只有深刻地认识人存在的“非善”性，才能真正明白如何使自己向善、远恶。

黑格尔曾说过：“人们以为，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，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；但是他们忘记了，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，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。”恩格斯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这一思想，因为它不仅仅表明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陈旧的、日渐衰亡的、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；也不仅仅表明正是人的欲望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。更重要的是表明只有人才有意识地为恶，也“唯有人是善的，只因为他也可能是恶的。”（黑格尔语）善恶之所以不可分离地统一于人自身，其根源正在于人的存在是双重的存在，即人既作为本能的（非理性）、自然的、受动的（兽性）、个体的存在，又作为观念的（理性）、社会的、能动的（人性）、类的存在。而在马克思看来，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的漫长的“史前史”阶段，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远远没有使人们的身心世界彻底解放、“自由人的联合体”尚未实现时，人的这种双重性存在状态及其矛盾性就不可能消失。因此，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地仅仅把善良的幻想停留在对善的肯定上，即像黑格尔批评的“死抱住纯善”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“纯善”必然是一个“理智的空虚规定”，这种规定必然成为人自身难以固守的难题，必然走向对它的否定。即是说，一个有理性反思能力的人，一个活得真实不自欺的人，必然会接受孔子的看法：世上没有圣人！虽然从孔子在世时直到历代儒者都尊孔子为圣人，可孔子从不承认自己是“圣人”，他说自己也从未见过谁是圣人。在孔子的理想中，只要“得见君子者，斯可矣”；只要“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”。“君子”，朱熹说就是“才德出众之名”。“才德出众”并非就完善无缺，只是才德出众而已。这才是孔子、黑格尔以及马克思、恩格斯等中西方哲人极为人道、极富人性味的求中道。

正是建立在对虚假、矫情的“纯善”解构的基础之上，我们才能有理由对所谓“善举”的前提撕开来看。行善者无论是否意识到，实际上都有一个行善的前提，或者说行善原则（心态）。一般来说，行善不外乎有六种心态：一是功利原则：博取美名，沽名钓誉；二是快乐原则：乐善好施，潇洒快乐；三是积善原则：多行善举，业修来世；四是反身原则：恻隐同情，将心比心；五是幸福原则：德被他人，完善自我；六是理念原则：善之为善，先验命令。理念原则是柏拉图提出的；幸福原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；反身原则是孟子阐释的；积善原则则是宗教因果报应观；快乐原则却是江湖义气使然；功利原则是奸狡小人计谋。由此可见，虽然为善者的心态往往是含混不清的，但行善的原则却是复杂多层面的。所以，很难用一个“善良”的字眼加以涵盖。功利伪善隐含着趋恶的可能，自不去说它。业修来世，属（准）宗教信仰范畴，无善无不善，也不必计较。可乐善好施、恻隐同情则是向善趋美的，但仅仅停留在江湖义气或“赤子之心”的朴素情感层面来行善举，也并非能体现出“善良”的本真含义，至多不过是孟子讲的具有了“善端”，即有了善良之心的萌芽而已。真正善的实现在德被他人、完善自我的幸福层面。而要真正达到幸福的层面，就必须作最高的理念———“善”的玄思。虽然最高的理念是常驻不变、不可企及的永恒范型，但只有不懈地追求最高的理念，才能真正在德被他人的过程中，有完善自我、实现自我的可能性。

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此。评判善良与否，并不仅仅看有多少善举，更重要的是要分析行善的原则、心态为何。而真正的善性只有在诉之于理性的反思，即意志自由的活动（而不是朴素的情感）才能生成的。所谓“意志自由”即能借助对事物的深刻认识，在不同的境遇里作出决定的那种主体独立自我选择、自我承担的能力。所谓对事物的认识，既包括对施善对象的判断能力，亦包括对自我施善动机的深层理解和承诺。一个意志不自由，缺少理性反思能力的人，当突然面对真假难辨的施善对象，他或者茫然无措，或者任意让本应该由他支配的对象所支配。这种简单的情感支付，实际正是对主体作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否定，是对人的独立人格、价值、尊严的亵渎，因为廉价的同情、积善、恻隐、快乐原则是对主体社会义务和个人权力的轻率处置。

中国传统的乐善好施、助人为乐精神，在经济转型期要走向成熟，并键是应当将简单外在的功利、情感、积善、快乐、恻隐等行善心态，上升为内在心理欲求的自由意志。“纯善”、“终极人”（圣人）虽不存在，但作向善、远恶的终极追求却是我们应当重构的自由意志。